近日，2019年国际清洁取暖峰会在陕西西安召开，会上，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副司长吴险峰表示，截至2018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完成散煤治理1000万户，其中“煤改气”580万户左右、“煤改电”360万、集中供热地热能替代60万户左右。散煤治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
全国散煤消费量约6亿吨
散煤是指电力和工业集中燃煤以外的散烧煤，包括小锅炉和小窑炉燃煤，以及居民生活和服务业分散使用的燃煤等，大多是未经洁净化处理直接进行燃烧的高硫劣质煤。据清华大学教授张强介绍：“散煤通常是灰分、硫分含量高的劣质煤，燃烧时往往缺少脱硫、脱硝、除尘处理，直燃直排、点多面广，污染很严重，也难以监管。”
据统计，1吨散煤排放的大气污染是电煤的10~15倍。我国燃煤中约有20%~25%是散煤，每年消耗量达6亿~7亿吨。其中，民用生活燃煤约为2.34亿吨/年，农村生活燃煤2.2亿吨/年，占民用生活散煤消费量的94%。民用散煤的消费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布特性，消费的高峰是冬季采暖期，且以北方农村地区为主。
2013年以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强力推进，散煤治理和北方清洁供暖作为重要的民心和民生工程，被提上了重要日程。近年来，在控煤治霾和国家力推北方清洁供暖的大背景下，这一重要民生工程得到明显提速。京津冀及其周边“2+2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汾渭平原11城市等重点地区对散煤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目的是以大气污染治理为目标、以能源消费转型为抓手，将散煤综合治理与北方清洁供暖相结合，把打赢“蓝天保卫战”提升到新的更高层次，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抓好抓实。
农村散煤治理是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燃煤电厂减排方面已经步入正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散煤的清洁高效利用路径仍然模糊不清。与燃煤电厂相比，散煤的“散”成为了其治理困难的关键所在。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1.6亿户农村居民家庭中，采取分散采暖模式的约有9300万户，其中燃煤采暖约6600万户，散煤使用量约2亿~3亿吨，占到煤炭终端消费量的10%左右。民用采暖炊事炉具保有量约1.2亿台，近80%的居民使用低效炉具，燃用劣质、高硫烟煤。这些劣质散煤直烧低空直排的污染物是达到超净排放的大型锅炉等量燃烧后的10~20倍，占到燃煤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民用散煤燃烧排放，仍是大范围重污染的重要成因。因此，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散煤治理工作，对于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各地为了治理散煤，管控措施不断加码，国家层面对散煤治理尤为重视。2018年6月，国务院出台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为未来3年的散煤治理工作作出了系统性的部署，即2020年采暖季前，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
散煤治理要与能源革命相结合
散煤治理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关于散煤的问题。低质低效煤的使用并不符合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国家战略。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刘未鸣曾感慨：“散煤已经成为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难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散煤治理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进度。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国亮认为，农村能源清洁开发利用问题既关系到能源发展和环境保护，也关系到农村能源公平。它对农村传统的能源生产消费方式提出了挑战，现实要求由“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转变为“由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推进能源消费革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
对此，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提出，要把散煤治理和推动能源革命、促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在理念上有所突破，真正认识到散煤治理的重要意义。要通过优化生产布局、强化现场管理、提高煤炭入洗率等，确保煤炭企业生产加工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煤炭产品;通过严控煤炭流通环节，推广使用节能环保炉具等，确保煤炭用户使用符合煤炭清洁利用标准要求的商品煤和配套炉具产品;通过强化检测监控、环保设备设施升级改造和联合执法等，实现燃煤超低排放，达到环保要求。
刘未鸣建议，对于散煤的治理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运作实现有机结合，明确各自的责任，然后分阶段推进。同时，建立健全散煤替代升级的补贴机制，补贴要分析需求，确定补贴的对象和金额。由于散煤使用分散难以管理，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改进洁净煤、优质煤的供应方法，严控劣质煤的流入。（徐金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