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能源最强音 | 刘巍:兑现减排承诺,我国核电占比应超10%

2021-03-09 17:27  来源: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浏览:  

“‘华龙一号’的批量化建设已经在进行。”两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战略与管理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福建的福清、漳州,两广的防城港、太平岭,浙江三澳,海南昌江,“华龙一号”随我国核工业“春天”的到来而多点开花。走出国门的巴基斯坦卡拉奇两台“华龙一号”机组也进展顺利。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在今年年初投入商运,打破了三代核电首堆必拖期的“魔咒”,向世界彰显了中国自主核电技术的优势。作为工程总承包方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刘巍亲历华龙首堆的建设。在他看来,“华龙一号”的成功并不只是核行业的骄傲,而是国家整体工业水平的反映。

“核电是一个系统工程,‘华龙一号”的供货单位有5300多家,所以核行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促进其他行业发展。”刘巍说,“例如核级电缆就可以促进材料工艺的创新发展,机械设备方面也是一样。”“华龙一号”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了88%,“这一比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没有国产化的设备只是没必要自己生产,不构成制约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刘巍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我国核电整体上进入了第一方阵,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技术都在第一方阵。”

— “领跑”,要把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 —

回顾从业的数十年,刘巍从进入二机部二院开始,经历了核工业发展的一段停滞期。“那时做垃圾焚烧项目,设计大学、医院等,在啤酒厂的工程设计上二院一度占据了全国2/3的市场份额。”后来去到大亚湾终于接触到核电站,但“所有的设备都是人家的,甚至对收缩率有要求的水泥都是从法国运过来的。”

“30多年间从第一个核电站起步,到今天能够建设自主的三代核电,与核电先进国家实现‘并跑’,我国核电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刘巍的话里流露作为核工业奋斗者的由衷自豪,不过他紧接着说道,“但是现在主流的核电技术标准还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离国际一流还有一定差距。”

从“并跑”向“领跑”发展,会发现“很多现有标准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比如现在我们研发的成果还要到英国去认证,因为英国是老牌的核电国家。虽然中国连续不断地建设了几十年核电站,英国很久没建,但它可以说你的东西不符合我的标准。”

刘巍举了核电厂外围5公里的规划限制区为例,“这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国际上也不是今天提出的,而是几十年前就提出来的。”国外近些年来核电发展相对缓慢,“因为没怎么发展,所以它不着急修改标准。而中国现在发展得快,沿用过去的标准受到的影响就大。”

“我国核电发展至今,到了需要建立标准的时候,也具备建立标准的基础,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刘巍表示,“到未来实现‘领跑’时,中国的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国外技术和设备进来的话需要通过我们的标准!”

他说,目前“我们还不敢随便改标准”,并不是缺乏能力,但更改设计标准需要进行大量实验,“标准的背后是大量的技术积累作为支撑,从材料、制造、设计到软件分析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首先需要全国同行达成共识,“把握我们处于第一方阵的定位,并以此来思考每件事情,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在重点领域进行突破”。

“十三五”期间,中核集团已组织建成“华龙一号”型号标准体系,一项国际标准提案在国际电工委通过审查并正式立项。“十四五”期间将推广华龙型号标准在国内外核电项目的应用,继续推进国际标准的立项和编制;同时将立足主要产业、技术优势和发展需求,从核电站的总体设计、无线通信、智能控制等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开展国际标准梳理、申报及相关国际交流,研究并制定具有行业引领性的核电、核化工、核燃料等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我们绝不妄自菲薄,但我国核工业离世界一流还有一段路要走。”从掌握和发展核心技术的角度,刘巍进一步诠释了“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的意义,“正因为还有差距,我们更应该发展我们自主的东西。”

— 兑现减排承诺的主力军 —

除了带动国家工业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核电本身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服务社会的。

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我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能源系统提出了革命性要求。“核电是未来新增非化石能源中最具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兑现减排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的必然选择。”刘巍表示。

低碳是核电作为能源的突出优势。核能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发电技术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中指出,在考虑铀矿采冶及核电站退役治理后,核能依然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发电技术之一。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核电帮助降低了二氧化碳的长期排放增加速度,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全国累计发电量为74170.40亿千瓦时,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3662.43亿千瓦时,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94%。与燃煤发电相比,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10474.19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7442.38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89.03万吨,减少排放氮氧化物77.51万吨。

稳定是核电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优势。有一种观点认为,储能技术的突破将改变风电和光电无法稳定供应的弱点,从而影响核电的竞争力。对此,刘巍认为:一是大规模储能仍然存在稳定性问题;二是风电和光电本身的制约因素也不只是稳定性,还有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等环境因素;三是储能技术的发展对于核电并不一定是坏事,“一旦储能做好了,核电站也许就不用建在人口密集区了,相应标准就可以降下来,安全成本也就大大下降。”他强调,“技术都在发展,分析问题时不要光盯着别人的技术发展,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发展。”

其实对于核电和其他清洁能源,刘巍认为并不是互斥关系,能源多样性才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每种能源从来源到最终发挥作用,整个链条上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对于不同能源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否则一个因素变化后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与多元化、平衡的理想能源结构相比,现实情况则是我国核电占比偏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这段时间,全球来看核电发电量占比在10%左右。我认为对我国而言10%到15%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但目前不到5%。作为一种基荷电源,核能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

“建议政府部门研究制定《中国核电发展战略》,强化核电发展顶层设计,统领我国核电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规划,批量化建设自主三代核电机组,助力我国履行‘碳达峰’‘碳中和’国际承诺。”刘巍表示。

— 反对者、怀疑者、受益者 —

尽管核电具有安全、经济、高效、低碳的优势,但“邻避效应”等涉及公众沟通的问题仍然制约其发展。

被问及一些发达国家“弃核”的决策时,刘巍认为,欧洲一些国家从工业革命到现在,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对能源的需求相对偏低。但即便如此,由于核能不可替代的优势,“弃核”的计划往往还是被一推再推。所以那些国家提出“弃核”口号“更多是政治因素在里边”,“选择一个公众最不了解的东西来反对,最容易让大家接受并获得政治支持,上台后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又陷入矛盾。就像德国号称坚决不建核电站,结果用的是法国的核电。”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他们提出‘弃核’以后,今后的路怎么走。从目前来看,欧洲‘弃核’的结果并不理想。”刘巍说,“如果他们‘弃核’以后走得好,我们也可以走。虽然从事这个行业,但我们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去做判断。”

对于后处理这一关系到核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刘巍显示出笃定和信心:“我们的后处理方式和核电先进国家没太大区别。伴随整个工业水平的不断提升,等到我国核电站迎来退役时,我们的后处理技术将会比他们更加先进。”支撑其信心的,是我国核行业一直没有停止过后处理研究,“在后处理方面,原来的需求还有限,但也一直在发展中。所以我国后处理能力是有的,体系也是完善的。只是有待通过一些大的项目来体现出这个能力,因为还没到时候。”按照商运年份和设计寿命来推算,我国核电机组还要数十年才会迎来退役高峰。

谈到消除社会公众对核的疑虑,刘巍坦言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事物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一再强调核电的安全性也没有用,对方可以说还有事故的可能性,为什么要到我这里发展,会影响我这边开发房地产的。”

虽然实际情况是,发展核电对地方而言,除了发电外还能促进经济发展。“眼见为实,建完核电站以后当地人就明白了。秦山核电附近的海盐人没有觉得核电站不好。深圳这么发达的都市,离核电站大约50公里,他们也没有生活在恐惧之中。再如国外塞纳河边的核电站,离巴黎市区只有几十公里,当地人也不担心。”

“已经建核电站的地方都是核电的受益者,而从来没有核电站恐惧症。”刘巍总结道。

2030年碳达峰,意味着GDP增长不再依赖碳排放增加,能源需求必须依靠非化石能源来满足。刘巍说,“目标分解的压力之下,各个省市其实都在考虑能源结构的调整问题。地方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风、光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不会把核电作为那么靠前的选项。所以核电行业要谋求发展,当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过去三十余年我国核电从无到有,到自主建设大型商用核电站,再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自主化,取得如此成就,刘巍认为一方面是依靠大量科技工作人员的艰苦奋斗,“小到每一个核级的螺丝钉,都需要标准、实验、质保体系等,需要大量辛勤的劳动、细致的工作”;另一方面,“核电发展每一步的重大决策,都依赖决策者的眼光、勇气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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