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究竟什么是供给侧改革？应该怎样认识供给侧改革？其实许多人仍然不甚了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视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时值全国两会，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四位在经济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们的解析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精髓。
■主持人 周子勋
嘉宾：
白重恩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韩 康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会长
贾 康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
供给侧改革超越了凯恩斯主义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学界及媒体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五花八门，其中流行甚广的有两个观点：“中国抛弃凯恩斯主义”、“中国拥抱供给主义”。他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认识都存在误区。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来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而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的政策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行的一个政策主张，当时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里根被认为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府领导人，当时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完全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认为不应该针对某个产业去制定政策，应该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积极性。
但是，我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吗？实际上，我们过去或者是２００８年以后（即使在推出４万亿元的时候），我们所投资的基础设施也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那种财政政策确实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但长期来看降低了我们的交易费用、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比较好的，既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了，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然后再补上，这是不提高生产力的。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建新的，而且是消除增长的瓶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林毅夫指出，我们现在讲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短板，要补短板；有税收过高的地方，要降低关税；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这是供给侧改革。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是反对产业政策的。我们现在推行的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我们还是要有产业政策的，这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国当前的问题，或者是来理解我国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照这样理解很可能会给我国的政策造成很大误解和社会压力。比如说２００８年的４万亿元，我们有改进的空间，但是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表示，发达国家学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是我们做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我们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而是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并且要应用产业政策，而不是只有减税。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需求，也增加长期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政策。实际上，我国理论界的认识是落在我国政策实践之后的。
减少低效投资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要判断我国经济的问题之所在，需要考虑四个现象：第一，尽管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劳动力成本增速仍然很快；第二，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是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第三，尽管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实际利率在上升；第四，尽管实际利率在上升，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这些现象说明，总需求不足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如果总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应该供大于求，劳动力成本不应该增加这么快。
“我们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低效投资挤出了高效投资、低效供给挤出了高效供给，只有这个问题才会造成前面提到的四个现象：因为低效生产占用了大量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其他生产者能获得的资源少了，因而其他生产者就要为获得资源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都会上升；低效率的生产越多，高效率的生产被挤出越严重，整个经济的平均效率就越低，投资回报率也就越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较慢；在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高的情况下，低效率的生产者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低效率的投资之所以还能继续进行，是因为这些生产者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扶持，这样的扶持使得他们即使亏损也会继续生产，造成他们所在的行业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低迷，导致通货紧缩。”白重恩表示，在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也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低效生产对高效生产的挤出带来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这样的情况还会造成高杠杆率、高资金成本的恶性循环。因为投资回报率低、资金成本高，企业盈利能力弱、偿债能力弱，所以企业债务不断增加。高债务和低回报增加企业的风险，因为也增加企业需要支付的风险溢价，从而增加资金成本。
白重恩认为，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降低对低效率生产者的扶持，压缩低效生产，压缩低效投资。化解过剩产能是关键的任务。过剩产能不仅影响同行业高效率企业的生存环境，影响同行业高效率企业的正常发展，还占用稀缺资源。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首先要努力利用市场机制，保证去除低效产能、保留高效产能，另外还要保证过剩产能占用的资源能释放出来，供高效生产所用。在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应该特别重视化解过剩产能所释放出的劳动力的有效使用，应该努力促成这些劳动力的再就业。
更加谨慎地选择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也是重要措施。我们确实有需求的公共服务短板当然应该补齐，但千万不能再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进行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投资造成“新二元经济陷阱”：刺激性投资挤出高效投资，降低平均效率，降低增长速度，又带来进一步刺激性投资的需求。即使确实有需求的公共服务，也应该把握提供的节奏，过快地提供速度会对某些上游产品造成短期突发需求，成为新一轮产业过剩的诱因。
除了要压缩低效投资和低效生产之外，还要鼓励高效投资。现在企业面临的各项成本都比较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高速增长给企业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成本是促进高效投资的重要条件。一个应该尽快采取的措施是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并用国企分红和国有资产划拨来补充社保基金的收入。降低社保缴费一方面降低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偿债能力，也提高对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的激励；另一方面增加劳动需求，保障就业，增加劳动者净收入，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如果在降低社保缴费的同时能启动延迟退休的机制，还可以增加劳动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降低企业面临的税费也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手段。尽管各级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困难，但清理企业面临的各种缴费势在必行。应该尽快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也应该考虑在经济快速转型阶段加速企业资产的折旧。这些措施会减少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处置部分国有资产，适当增加赤字来解决。也希望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包括压缩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应该以缓解通货紧缩作为主要目标。应该进一步打通货币政策对汇率的传导渠道，加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应该努力避免货币政策延缓过剩产能的化解，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真正起到缓解通货紧缩的作用。
化解过剩产能，减少低效投资短期内可能会对增长速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是帮助我们走出目前困境的必要手段。我们只有通过优化结构才能保持持续增长。
全面、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会长韩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供给侧改革很重要，但目前社会各界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供给侧改革的作用功效涵盖过宽、预期过高，把现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很多问题统统放到供给侧改革之下，以为供给侧改革是一副“灵丹妙药”，这显然有失偏颇。二是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本身有问题，根据学理，供给与需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永远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同时，一般讲，需求管理主要解决经济运行的短期、即期性问题，例如当ＧＤＰ下降过快、失业率过高、企业破产过多时，政府可以通过需求调控的工具箱，包括货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供给管理或供给侧改革则正好相反，除减税外，主要解决供给方式和供给结构的问题，即解决更深刻和更长时间的经济问题。由此，供给和需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二者相辅相行、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哪一方单独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现在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对供给侧改革的诠释，都存在如何做到全面、准确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目前增长持续下滑，底部尚未筑牢，经济没有软着陆，这时如果选择用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希望用供给侧改革在短时间内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转型换代，就正好搞错位了。有人甚至把扩大政府的重大项目工程包，也纳入供给侧改革之中。”韩康指出，现在政府加大公共产品投入，绝对不能算供给侧改革，恰恰是扩大总需求，是为了抑制住经济下滑过急、过快而采取的扩大总需求措施。如果说把政府公共产品的投入也当成供给侧改革，那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了。
韩康表示，经济下行和增长反复波动，表现了我国转型升级阵痛期和过渡期的特点，对此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不能设想有了供给侧改革的设计和措施，就可以更容易过关。“供给侧改革将焦点瞄准结构问题是正确的。解决结构问题，简单而言，就是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的推陈出新，推陈有两条：一是淘汰一部分，即完全丧失有效供给能力的所谓‘僵尸企业’；二是更新改造一部分，即可以通过改革重新获得发展力的企业，‘出新’则是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的全面创新。在这里，淘汰‘僵尸企业’难度决不能小视，最大难题是安置下岗职工，人数总量肯定远远不止有关部门概算的１５０万人。对此，２０１６年中央财政已经拿出１０００亿元安置资金。但要充分考虑到，同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企减员增效的大规模职工下岗相比，现在的法治环境和职工维权意识、职工下岗安置成本、社会就业和再就业结构等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置难度要大得多，问题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下社会收入差别扩大，人群贫富分化严重，稍有疏失就有引发社会群体事件的风险。”
如何安置下岗职工？韩康认为应该有两种互补的举措，首先是企业破产不保企业只保职工，就需要有国家的基本投入，中央财政已经拿出了１０００亿元专项投入，力度虽大，但这些钱只管安置、不管发展，安置以后怎么办？只能依靠扩大市场就业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特别是放松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市场管制，使其获得良好发展，让下岗职工能在比较宽裕的就业环境中继续就业。如果只有短期安置而无积极再就业，职工下岗问题就不会得到完满解决。
韩康指出，现在不能什么事情都往供给侧改革方面套，比如讲“去产能、去库存”，可以用供给侧改革的方式做，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做，用不同的方式“去产能、去库存”，会导致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目前国内大城市房价大幅攀升，新一轮销售热潮迭起，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房地产去库存的特大利好消息。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高位房价和市场热销，并非是所谓购房“刚需”主导拉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投资机构的资本信贷炒作支撑起来的。这样的去库存，全国不少城市楼市出现暴涨，各房地产交易中心再现排队抢房热潮，这很可能会使今年一季度或二季度增长有所抬头。刺激短期增长有效，但是否符合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能否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就另当别论了。
韩康进一步分析说，通俗地讲，需求侧就是“买”，主要是居民家庭的购买，供给侧就是“卖”，主要是企业厂商的售卖。供给侧的改革，就是要在市场总体层面上，让企业厂商的售卖和居民家庭的市场购买相互匹配，做到“买卖对路、供求平衡”。现在商品房市场有没有做到“买卖对路、供求平衡”呢？我国有五个社会收入阶层，即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现在大城市的房价这么高，谁来买和炒？主要是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偏中高的人群，可称之为两个半阶层。这两个半阶层特别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人数并不占多，但所占社会财富比例极大，买卖和炒作商品房的能量巨大，在一些金融投资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完全可以把国内房价炒起来，掀起新一轮房地产销售高潮，这样可以大量消化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产能，造成新一波繁荣。如此增加房地产的供给，难道不是埋下未来发展的“定时炸弹”吗？
那么，房地产应该怎么“去库存”？韩康认为，政府应该在“用者宽、炒者严”的原则下，一方面对资本投资性、投机性炒房行为坚决管住，另一方面对解决更多社会人群的住房问题，采取新的发展思路。
韩康解释说，“用者宽”针对有住房使用需求的家庭二套房以内的购买，还有放宽的余地。他认为：“对于一个居民家庭来说，第一套房子是自住房，原则上不应纳税，第二套房是改善房，带有一点儿家庭投资的意思，可以收轻税。第三套房以上就一定有投资性质了。一个家庭买第三套房，其目的不外乎房价升值或是出租收息，属于资本所得，当然要纳税。”韩康说，在房地产税没有出台前，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炒房”现象，必须加以制约和限制，对于类似“温州炒房团”购买整座楼盘的纯粹资本性炒房，要坚决管住。
重点把握好制度供给这个龙头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新思维。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但是过去经济理论与调控实践中讨论得最多的是需求管理，这是一种总量型反周期的管理，而供给管理更多是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发展，从不同角度考虑结构优化、实施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协调匹配等，不过却被长期忽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继续使用需求管理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以正确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客观而言，当下中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供给管理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赶超。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关键的供给首先就是制度供给，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通过“制度供给”激发增长潜力释放。当前，中国发力供给侧，涉及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压力，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大规模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经济运行中有矛盾的累积和凸显，而化解矛盾特别需要做的是，结合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作系统化的创新。
传统的需求管理在“三驾马车”框架下，强调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这一框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局限性，需将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联通到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所以必须重视从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只有通过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总体而言，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发展理念、排在第一动力位置的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结合，而三层互动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也就是说，引领新常态，关键要靠两大要素：科技和制度，这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