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滋养生命——携手遏制退化”，这是联合国确立的第十八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6月17日）的纪念主题。我国荒漠化防治世界瞩目。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分别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在气候变暖、人口增加和发展经济的多重压力下，我国如何实现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科技日报专访了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
植树造林种草是根本措施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相继实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2000年后，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得以扭转。
如今，工程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在逐渐增加，土壤的释尘量逐渐减少；在同等风力条件下，沙尘暴的危害和频次也在减少。京津地区的居民都能明显感觉到，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确实比过去要少。
但有观点认为，在沙漠、沙区大规模植树种草，徒劳无益。以京津风沙源治理为例，沙尘可以直接越过植被顶部，根本起不到防治沙尘暴作用。
刘拓认为，这与植被盖度不断提高有关。当植被盖度小于15%时，风沙活动会变得显著；当植被盖度大于40%时，风沙活动会变得不显著。经过十多年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林草植被盖度由44%提高到55%，已由过去的沙尘暴加强区变成了现在的减弱区。
“沙尘暴不可能消灭，但其危害可以控制。而植树种草，不仅能减少甚至断绝沙尘来源，同时也降低了风速，怎么不能防治沙尘暴？”
刘拓表示，沙尘源和动力因素是影响沙尘暴的两个主因。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在沙尘源区，气旋和大风难以带走大量沙尘；在沿途地区，也不会提供沙尘等“弹药”支援；在目的地，植被不仅能固沙，也降低了就地起沙的可能性。此外，林网也能够降低风速30%左右。
规范人类活动行为是前提条件
我国防治荒漠化是否取得历史性转变，工程治理区的百姓最有发言权。
刘拓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小学生上学还得相互用绳子拴着腰部，以防止被沙尘吹散迷路，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2000年以前，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暴发沙尘暴时，一些身披长绒的绵羊，因携挂过多沙尘而被压死。过去，由锡林郭勒盟至北京的公路，每年都得在多处地段“清沙”，现在也不需要了……
有人认为，我国在荒漠化治理中，所谓“整体好转、局部恶化”的说法自相矛盾。比如四川省西北部的诺尔盖地区、内蒙古西部的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方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同样的治理办法，为什么会出现局部恶化情况？
刘拓表示，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控制。像诺尔盖地区，上世纪30年代，还是遍布水草、难以通行的大片湿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挖沟排涝，使该地区变成草地。如今，当地垦荒、过牧、挖川贝等现象没有控制住，才变成了沙尘荡荡的沙地。在个别沙漠沙区，也存在同样情况。
防治工作不能顾此失彼
“治沙者林也，保绿者水也，护土者民也。”刘拓说，治理荒漠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多方合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三者效益。
以我国三大沙尘源区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地区为例，由于上游来水减少，再加上打了1.3万多口农用机井，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地表植被无水难以存活，还有过度放牧，也严重破坏植被，从而导致土地沙化趋势极为严重。
“后来当地采用‘限井压田’、‘植树种草’、‘秸秆压沙’三大措施，将机井减少3000多口，大量封育种树，这才把形势控制住。”刘拓介绍，同时，还采用大棚种植、羊只圈养等办法，使当地农民收入比过去还多，农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大为减轻。
“采用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举措，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效果稳固。”刘拓强调，从国内外经验看，人多地少的国家必须解决好治理区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目前，我国急需完善治理机制，例如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力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