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5日，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刚刚结束，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委员赫泽高女士就发表声明，肯定中国“十二五规划”是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得益彰的最好体现，认为中国首次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放在了发展经济的中心位置，强调推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技术。声明还说，中国决定逐步建立碳市场机制，以减少工业排放，这十分令人鼓舞。欧盟将在此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
毫无疑问，这个声明给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加了分。
寻找改变中国形象的突破口
自从1827年法国科学家巴隆.富里叶首次提出温室效应理论以来，尽管人们在气候是变暖还是变冷、是自然原因还是人类所为等问题上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历经1960年代开始的多次全球环保浪潮和环境气候灾害，国际社会不再能够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观察环境和气候，而是逐渐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如今，气候变化已经由最初的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全球政治、外交问题。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和参与国际间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研究和协商。1972年，中国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发表了他最后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在中国之外，他还论及日本、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地的气候变化；同一年，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团中有一个成员叫曲格平，他后来在环保领域的成就为中外所熟知。
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骆继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了IPCC当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第三工作组的副主席；第三工作组又叫对策工作组，说明各国对中国有期望。
自此以后，20多年来，中国全程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目标、举措、进展和成效，以及困难和阻碍，都未能得到外部世界的充分认知和善意理解。在环境与气候领域，国际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比比皆是。
2007年，美国《新闻周刊》刊发文章，说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廉价货物“中国制造”的同时，也向世界输出更为昂贵的产品：环境恶化，“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污染源”。它的标题是《中国输出污染》，不加任何掩饰，直接采用贴标签的手法，完全撕掉了所谓“客观中立”的面具。而2011年1月24日英国《独立报》发表题为《环境污染窒息中国，殃及世界》的文章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居全球之首，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中国的环境破坏正在向你居住的地方蔓延。
学者孙有中系统研究了1993-2002年西方有代表性的两个大报《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中国报道。在环境报道方面，两大报的选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上，报道中国改善环境的稿件微乎其微。他认为，中国在环保方面自己做得不够好和西方媒体热衷于灾害报道是重要原因。
学者郭小平则综合分析了《纽约时报》在2000-2009年间的218篇涉华气候报道，认为该报建构了中国“要钱不要环保”、“要经济高速发展、不顾生态环境风险”的国家形象，指责“中国环境污染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218篇报道中，对中国正面报道占4.6%，负面报道占57.8%。 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环境气候问题被政治化。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所说的那样，西方认为，“如今，能阻碍中国崛起的问题之一或许就是环境问题。”
西方媒体的涉华环境与气候报道普遍存在泛政治化倾向。研究者刘晶晶注意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西方媒体和批评家指责和批评中国表现傲慢，妨碍了大会进程。2010年3月，中国两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花很长时间回答了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就此提出的问题。美联社对此做了报道，但在事实的选择上遗漏了诸多内容，如，温家宝说“在哥本哈根60个小时，我几乎没有休息”、“许多国家领导人准备打道回府时，我坚持与各方斡旋”、“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也关系各国的利益，关系世界的公平和正义”等，而且在回答提问前，温家宝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还给了我一个澄清真相的机会，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你”。刘晶晶认为，美联社的选择性遗漏，弱化了温家宝参加气候大会的诚意和努力，否认了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和施压是违背公平和正义的，也回避了美国媒体剥夺了中国阐释真相的话语权这一事实。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众多的事例告诉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那里，中国的形象总是同我们自己的设想和愿望相背离，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面对新的世界格局，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某个议题上找寻到一个突破口，逐渐改善中国形象呢？应该还是有的，这个突破口就在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
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形象
在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这些年做了不少的事情，也取得了很多进展，即便是《纽约时报》，也看到了中国的变化。最近10年，该报对中国非负面的环境气候报道占到42.2%，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同该报其他涉华议题的报道态度取向相比也有了较大的区别。2009年10月6日，该报文章说，“尽管中国在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超级大国，但（中国）政府对核能、风能的投资以及能源利用率的强调，减缓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 今年两会前夕，该报又发表文章称，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清洁能源大国。 这些变化，终归是对中国的某种认同和肯定。
在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我们不可能奢求国际媒体按照我们的愿望来报道中国塑造中国，中国的形象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对中国形象先要有一个基本定位，然后按照这个定位来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政府、企业、公民、媒体、NGO都持之以恒朝地向着同一个目标走，假以时日，中国形象必然会有一个清晰的呈现。所谓内因是决定的因素，练好内功才是关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那么，在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心目当中的中国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以下试例举些许：
树立中国关心人类未来的形象。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尽管IPCC的报告受到一些质疑，但我们基于人类未来前途，宁可相信全球在变暖，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中国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有利于树立中国的道义形象。
况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面旗帜，各个国家都在举这面旗帜，中国也应该高高地举起来。在国际社会的认知中，谈气候变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道德上是高尚的。有了这面旗帜，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同西方就勉强有了一点价值观上的交集，不再是另类，打起交道来也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
树立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的形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间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要共识和基石。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西方对中国的一些指责，恰恰说明中国是遵守国际规则的。比如，坎昆气候会议期间，有的国家以中国不接受强制减排为由，吵吵着要退出《京都议定书》云云，实际上是对国际法律文件的践踏，恰恰是他们不守规则的表现。
国际上一些媒体和学者喜欢拿中国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排放量来说事，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这是没有弄清导致当今世界环境气候变化的真实原因，回避了西方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贡献（即累计历史排放量）大约是美国的1/3，中国对气候变化的人均历史贡献不到美国的7%。 即使是现在，按照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敏的碳足迹概念测算，同样是三口之家一天的碳足迹，美国家庭57吨，人均19吨，中国家庭是6.1吨，人均2吨强。
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清楚明白地规定了发达国家、附件一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不是附件一国家，当然不能要求强制减排。中国利用自己的资源，自主采取减排措施，不仅完全符合《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还应该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中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不是麻烦制造者。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中国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一定要说中国不对，无非是暴露出西方无视国际规则、搞双重标准的真实面目。
树立中国自主减排目标明确的形象。2009年11月26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作为阶段性目标，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又提出了中国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新的约束性指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钱德瑞说：“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都是颇具力度的。在经济史上，除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大幅度地削减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法律上约束自己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令人惊讶的，它体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树立中国兑现减排承诺的形象。中国采取一切措施兑现减排承诺，包括采取一些不受欢迎的拉闸限电措施。这是中国为了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值当付出的代价。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北京事务所所长小柳秀明说，中国在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在人口、资源、环境等领域首次提出两项具有约束性的目标，即单位GDP节能20%和主要污染物减排10%，表明中国政府为实现目标的强烈决心；尽管在努力过程中有些曲折，但到2010年末终于实现了这两项节能减排目标。
在兑现减排承诺方面，除了要突出中国各级政府的作用外，当然还应该注意到我们的企业、行业、社区、学校、学界、媒体、公民、NGO等各个行为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实际行动，把绿色发展的治国理念、绿色成长的企业追求和绿色家居、绿色出行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从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的不同层面展现中国应对全球环境气候变化努力，可以使中国形象更具人性色彩，也有利于体现中国绿色减炭的真实性和立体感。
树立中国愿意增强透明度的形象。中国的实践证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促进、实现双赢的。因此，中国愿意接受国际磋商和分析（ICA），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2010年坎昆气候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做的表态。
中国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并不是无约束地排放，1990到2005年，中国的单位GDP能效提高了47%；用10.4%的能源年增长，支持了经济年均增长9.8%。2006-2010年，中国用6.8%的能源年增长支持了10.2%的经济年增长，这五年大约减排了15亿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水电、风电和太阳能使用面积都居世界第一，核电的在建规模也是世界第一。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因此，今后五年，中国将继续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做了这么多事情，有什么理由不让别人知道呢？我们当然支持增加透明度。”解振华说。
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不仅要求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且要求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这表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透明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树立中国注重国际合作的形象。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是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进力量，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领导人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阐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立场和主张，并表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意愿。中国开展与各国多层次磋商和对话，以多种方式加强同各国产学科研各界和国际组织、国际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中国还积极举办和参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会议，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联合国天津气候变化会议等。
作为国际合作的最新进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初访问美国，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舆论认为，这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两国均可从中获益。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相互间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两国可以通过分享节能、清洁煤炭等方面的技术以及开发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合作领域取得进展。
树立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形象。中国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有意愿并采取实际行动与77国集团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中国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适应、减缓、能力建设、技术改造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为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也需要大量资金发展经济。鉴于发达国家所提供的资金有限，中国充分考虑最迫切需要这些资金的小岛国、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不和发展中国家争夺有限的资金。
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近年来，中国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在2012年前为非洲援建100个小水电、太阳能、沼气等小型清洁能源项目和小型打井供水项目，援建农业示范中心，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培训农业技术人员，提高非洲实现粮食安全能力。中国关注小岛屿国家援助诉求，先后为太平洋岛屿国家援建清洁能源项目在内的80多个项目。中国还注重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合作，2010年安排了16期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国际研修班，共为受援国培训380名官员和专业人员。
树立中国加强科技创新的形象。3月8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题为《中国对阵美国：争当世界技术领袖》的文章，大使引述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主席弗朗西丝？拜内克的话说，在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竞赛中，中国即将战胜美国。 这话有点夸张，却也说明中国的确有进步。
过去五年，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投入远超100亿元，已研发、推广、应用了一批成熟适用技术，在水资源、农业、造林、卫生、生态环境保护、荒漠化治理、减灾防灾、可再生能源与节能等重点领域，形成了较完备的适用技术体系。
最近，有专家建议国家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资金，通过企业将这些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通过区域性布局布点，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技术示范项目，形成网状示范基地集群，促进项目成果的辐射推广。一方面可以增强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改善当地民生；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气候变化援外及南南合作来争取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的一致性。 这样做具有战略意义，既显示出中国愿意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的意愿，可以平抑国际舆论压力，又可争取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气候事务上的支持。
以上种种，组合叠加起来，有助于产生聚焦效应，从而形成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媒体应该加大力度理直气壮地塑造、展示和传播这样一个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有赖于媒体传播
气候变化问题演变至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乃至民间交往中的重要话题，是各国相互交流、博弈和全球媒体竞争的重要场所和平台之一。未来，国际事务主导权将逐步转到气候变化问题上，气候变化将加速推动全球进入低碳发展时代，气候变化将深刻影响到国家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将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潮。
面对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议题，基于国家利益和人类前途，中国媒体理所当然地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充分的有深度的采访报道，更多更好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媒体明显加强了对气候议题的报道。主要新闻媒体加大节能和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报道力度，如，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先后制作了《面对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变暖——中国在行动》等一系列专题报道节目，拍摄了《关注气候变化》系列宣传片。中国媒体还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如，2010年8月，中国新闻社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举办了“低碳发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通过180余幅精彩照片，展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绿色画卷，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向国际社会和社会公众展示了中国低碳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也积极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搜狐、新浪等都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网页，及时追踪报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热点新闻，宣传低碳生活理念。
旨在对外介绍和说明中国的外宣月刊《今日中国》也加入到环境与气候报道的行列。2010年，《今日中国》制作了70多个相关的环境与气候报道选题。坎昆气候会议前夕，还专门编辑出版了英文版和西文版应对气候变化专刊，进入坎昆的主会场、分会场、会展中心、媒体中心、记者入住酒店等相关场所。专刊内容分几个大的板块：一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二是气候变化的成因，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及其进展，四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经历的谈判历程、历次谈判取得的成果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五是中国对坎昆会议的期望。除此之外，还穿插了一些公众、企业和NGO的努力，反映了他们的行动和声音。坎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代表团团长、墨西哥总统和外交部长都对中国出版气候专刊表示感谢，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总协调人和高级气候顾问都称赞专刊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节能减排的进展。该专刊的文章先后被110多个媒体转载。
在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期间，中国媒体派出100多位记者前往采访，其中包括中国外文局的11位记者，他们的多文种报道被境内外140多个媒体转载和引用。中国媒体在坎昆的表现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法新社报道，中国在坎昆的市中心设了一个很突出的中国展台，并向各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发送各种介绍中国的精美杂志；美国之音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展厅内，到处都是宣传中国为解决气候变化所做努力的宣传品。
回顾中国媒体30多年气候报道实践，可以总结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气候报道数量在增加。有人统计过2009年的数字，中国环境报110多篇，南方周末80多篇。经历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和坎昆气候会议的洗礼，大众对环境与气候问题更为关注，中国媒体气候报道的数量会更多。2010年，《今日中国》月刊做了多组环境气候方面的选题，包括中国节能减排、垃圾处理和利用、世博低碳环保以及地震、泥石流、干旱、沙漠治理等，平均每期6篇左右。
二是气候报道版位更突出。气候报道从过去比较零散的版面和边缘的版位，逐渐发展到专版专刊，甚至头版头条，很多大报大刊开始定期出版气候专版。去年坎昆气候会议期间，《中国日报》和《今日中国》杂志都出版了气候专题的专版专刊，受到与会代表和西方媒体的关注。
三是气候报道主体多样化。开展气候报道的主体已经由几家专业媒体发展到报刊、广电、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形态。去年到墨西哥报道坎昆会议的中国媒体就有通讯社、报纸、刊物、网络和广播、电视等传播机构，100多位记者，占全球各地报道会议记者总数的1/10。强势的电视媒体和快捷的网络媒体的加入，大大地改变了气候报道的媒体格局。
四是气候报道内容常态化。近年来，气候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立法和民众生活越来越近，联系越来越紧密，由此带来的是气候报道的内容题材也越来越多样化，气候报道已经成为中国各类媒体常态性的内容。上海一财和广东南风窗、南方周末等媒体莫不如此。
但是，据参加过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天津气候会议和坎昆气候会议的中国媒体记者观察，中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在专业水准方面，与西方媒体相比还有距离，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媒体的传播效果。中国网英文编辑张放说：“外媒报道上，不说他们一贯赋予中国的负面报道方案，就是在报道形式上，我觉得他们的及时性和深度都比我们做的好。外媒从业环境报道的记者都比较专业，同时和各个相关机构联系都比较紧密，比如权威气候专家、官方和NGO等，专业素养和多面的消息来源，让他们的报道更有深度。”
通过组织气候报道专刊和参与坎昆气候会议报道实践，笔者体会到，要改进和提高中国媒体气候报道水平，需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一是人文情怀：气候变化是全球关心的话题，我们的报道也要体现人文情怀，拉近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二是国际视野：气候问题上，各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盘算，要持续报道国际几大阵营的利益诉求，反映各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三是平衡客观：不能偏、窄、狭隘地看待气候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主张，要反映不同声音，包括主流非主流的、官学民企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同时照顾穷国和小岛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四是中国立场：应充分介绍中国的立场、观点、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和国际合作，不回避问题但着眼于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我们报道的立足点，通过我们的报道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
2010年坎昆气候会议期间，中国吸取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教训，全面介绍节能减排工作，与主要谈判方进行密切、频繁的磋商，致力于在谈判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加之国际舆论对坎昆大会期待值不高，且日本和拉美国家的强硬立场吸引了国际舆论相当一部分关注度，涉华舆论明显好于哥本哈根会议，客观、积极的声音占据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今年底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的压力有可能会更小一些，中国媒体还是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在坎昆举行的基础四国+墨西哥气候传播边会上，笔者曾就中国媒体气候传播策略谈过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媒体各为其主各为其国，这是当前国际气候报道的最大特点。我们在探讨气候传播策略时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在此前提下，笔者的建议是：
一要在基本态度上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造假、不回避、不操作、不炒作。
二要在价值取向上关注民生，贴近百姓，用平民视角来做气候报道，体现媒体的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怀。毕竟，应对气候变化原本就是为了人类未来，气候报道也应该落在人身上，为人服务。要把气候变化对公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和应对气候变化对公众的积极作用说清楚，这样有助于争取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举措的理解和支持。
三要在国际间努力营造交流合作的媒体环境。各国媒体尽可能减少气候报道中的政治味、火药味，尽量让气候问题回归到科学和法律层面，避免激起公众情绪和舆论氛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媒体应该扮演给力的角色，为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和国际气候合作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四要在传播者的专业素养上下工夫。气候报道同气候问题相生相伴，气候问题解决不了，气候报道也会持续不断地延续下去。因此，作为媒体工作者，应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专业能力，以确保我们的气候报道更具有专业水准，包括通俗易懂地向公众阐释一些科学术语和专有词汇，帮助科学家实现与公众的沟通交流。
五要在传播载体上加强跨文化跨语言传播能力的建设，首先是实现多种语言文字的传播，让生活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公众能够更方便地了解气候问题，并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同时帮助促进各国公众的相互理解。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最终行动还要靠公众。
现在看来，这些建议仍然是合理可行的。不过应该做点补充，专业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要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气候谈判历史进程，了解中国政策目标、政府立场和公众需求。在外文重要性方面，中国网英文编辑张放强调：“我个人觉得英文报道还是很重要的，语言上面能在第一时间里让外国民众看到中方的声音，也体现我们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的重视。”
为了做好今年的德班气候会议报道，中国媒体必须提前做功课，首先是加强学习，了解历史，了解现实，了解政策，了解议题，了解专业，了解舆情。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示和传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的国家形象，中国媒体尤其是对外媒体还需要立足于对外传播选题内容的创新和转型，进一步认识气候传播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做好日常的气候报道。
气候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完结，相伴而生的气候报道也会持续下去。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不论贫富的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媒体应该抢占道义制高点，从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科学发展、全球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着力挖掘气候报道的内涵，努力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更好地对外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政策、行动和成效，展示和传播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当然，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国家形象而损害国家利益。国际气候谈判是这样，对外气候报道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