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将安排1000亿元重点用于过剩产业职工分流安置。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
我国自2006年建立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统计以来，到2012年末平均为80.1%。2013年前三季度78.8%，2014年前三季度78.7%，处于4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有专家指出，看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差距不大，但实际上情况已相当严重。
许多过剩产业的起伏过程几乎都与GDP增速周期紧密相联。
从1994年到2015年，这2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速经历两次腾飞和滑落。第一次高峰1994年的13.1%，此后下滑至1999年的7.6%；第二次高峰2007年的14.2%，2015年再度回落至6.9%，这也是20多年来年度GDP的最低增速。
而首次产能过剩问题出现在短缺经济后的世纪之交，采用限产利库、淘汰产能、限制投资等措施治理；第二次是2003－2006年期间，针对某些部门投资较快可能引发未来产能过剩，采用供地、融资、核准、清查项目以及查处重大案例等手段，限制这些部门投资并配合实施控制总需求增长过快宏观目标；第三次是2009年国家10部委联合发布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文件，拉开又一次集中治理大幕。
2015年7月22日，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表示：“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
产能过剩集中在低端产品方面，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产能不但不过剩，而且短缺。在钢铁行业，以高端模具钢、核工钢、海工钢等为代表的高端钢材，我国能生产此类产品的企业依然不多，甚至严重依赖进口。
钢铁：两次高峰起因不同殊途同归
钢铁行业第一轮产能过剩形成在2003年前。当时除了钢铁，还有煤炭、电解铝、平板玻璃、汽车等。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歧见之下难以刹闸。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多数年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在8％以上，最高时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亦大幅度增长，各地建设高潮迭起。相继出现了工业产能扩张热、房地产热、基础设施建设热等，促进了全国钢材消费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此时基本上完成了钢材价格双轨制向市场价格单一轨制的过渡。
2003年，在房地产、汽车、机械等行业快速发展和基本建设需求旺盛拉动下，国内钢材价格出现了持续大幅度上涨，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最高峰。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投资添火加油，增速极快。其中民营企业大举投资规模空前。
到2003年，全国钢年产能力已经超过2.5亿吨，在建的钢铁项目全部建成后，到2005年底全国至少达到3.3亿吨钢生产能力。
但潮流之下，泥沙俱进。有关资料显示，新近投资的钢铁项目中仍有部分是100立方米的小高炉、落后的叠轧薄板生产线。许多企业涌入钢铁业，不仅出现了一定程度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而且，造成了铁矿、焦炭和电力供应以及运输等支撑条件十分紧张，排污、噪音等严重干扰居民生活。
2002年，钢铁行业总投资为700亿元；2003年，就猛升到1320亿元，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说：“其中有2/3以上来自银行贷款。”
而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证实，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对钢铁行业的贷款额达2617亿元，远远高于已实现的投资金额。
从2003年底开始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措施，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法生产现象”“在建项目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预期需求，必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市场无序竞争、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甚至造成金融风险和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隐患”。
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2004年4月，国务院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
2005年4月1日起中国政府取消对钢坯13%的出口退税政策……
在这期间，2004年前后，发生了著名的“铁本事件”。由于涉嫌违规征用土地和偷税漏税，“铁本”已经完成了28亿元、计划总投资逾百亿的江苏“铁本工程”被勒令停工。已经完成的建设予以拆除，土地重整改变用途，老板戴国芳锒铛入狱。
经济学家林毅夫分析指出，“铁本事件”祸起银行放贷。“铁本”项目投资的自有资金比例远远低于国家规定水平，以其已经建成的28亿元项目为例，“铁本”自有资金才两亿元。
林毅夫认为，在自有资金比例低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的项目亏损主要是银行承担，“铁本事件”属于银行放贷条件过于“宽松”造成的典型案例。
然而，此后不断快速增加的钢材需求，远远超出调控政策所担忧的生产能力。
2002年全国钢材表观消费量还是2.1亿吨，2003年就达到2.7亿吨。此后依然是高歌猛进，2004年3.1亿吨、2005年3.76亿吨、2006年4.4亿吨。
此时的消费能力显然已经化解了对“到2005年底全国至少达到3.3亿吨钢生产能力”的担忧。
到了2011年，全国钢材表观消费量6.48亿吨。
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感到市场需求无边无际，似乎无论怎样扩大产能，最终都能被消化掉。
但此时官方并不这样认为。
有统计表明，2005年年末我国粗钢产能达到4.7亿吨，据说过剩1.2亿吨。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2月28日公布的《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粗钢产量为3.52亿吨。按照以上数据计算，钢铁产业的设备利用率，即产能率不足75%。
可实际上，业界人士普遍感觉是，2005年全国钢厂几乎全部为满负荷运转，1/3以上的钢厂超负荷运转，即超设备能力生产。据说一些被调控的企业隐瞒了真实的产量。
到2007年，据国泰君安期货称，全国的粗钢产量达到了4.9亿吨，产能达5.5亿吨。2006年，钢铁工业增加值高达7004.45亿元，占当年GDP值的3.32%。
从2002年之后的10年，是我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时期，产能从两亿吨增加到8亿吨。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已经达到了10亿吨。
尽管数据很不统一，但到2006年国家继续执行对钢铁产业的调控政策。6月14日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8月19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钢铁行业的第二轮产能过剩出现在2011年之后。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期待落空局面难挽”。
2011年起，钢材消费增长幅度不再一路上扬。到2015年，全国钢材表观消费量6.68亿吨，仍在6亿-7亿吨之间徘徊。但产能却没有同步控制，而是孤军深入攀升到12亿吨。
这次过剩，与上一次可就不同了。时下，经济增速已经进入了个位数的新常态，绿色经济理念深入人心，环保约束强硬化。过剩产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而且淘汰动力已经不是以往那样主要来自于政府，而是主要来自于市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我国，以往国家抑制过快增长的行业，此时果真需求锐减，面临过剩危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
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国务院出台了钢铁、汽车、船舶等10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推动结构调整方面提出了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一系列对策措施，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被简称为“4万亿投资”。
2009年1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指出加快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必须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主要措施：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落实扩大内需措施，拉动国内钢材消费。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二要严格控制钢铁总量，淘汰落后产能，不得再上单纯扩大产能的钢铁项目。三要发挥大集团的带动作用，推进企业联合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和特大型钢铁集团，优化产业布局，提高集中度。四要加大技术改造、研发和引进力度，在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列支专项资金，推动钢铁产业技术进步，调整品种结构，提升钢材质量。五要整顿铁矿石进口市场秩序，规范钢材销售制度，建立产销风险共担机制。
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央行货币政策放松，贷款非常容易。
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8％左右的持续性发展。其中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由1999年的7.6%猛升到11.9%.。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的景象中，中国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时间，“风景这边独好”的陶醉弥漫朝野。
但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一枝独秀。很快，人们发现期待中的世界经济复苏并没有到来。而且，随着4万亿政策实施后房地产的火爆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原本因技术落后而面临被淘汰命运的钢筋、水泥等产能，却获得了僵尸复活的机会，甚至一度炙手可热。投资的追加，使产能不减反增。
没过几年，过剩局面再度恶化，但需求却不再像以往那样高歌猛进了，反倒是盛极而衰。以至于以往每每趁机涨价的国际铁矿石价格，也水落船低。
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的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一些地区违法、违规审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现象又有所抬头”。
4万亿政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低端的螺纹钢、建筑钢最赚钱反倒成了抢手货，一些原本计划把低端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淘汰掉的企业，放慢了淘汰落后和技术改造的步伐，甚至还有企业反而扩建、扩大低端产能，致使总产能达到12亿吨，且主要由低端产品过剩构成。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不再核准新的钢铁的项目，但有部分地区还是在持续扩大产能。
2012年5月29日，广东湛江700亿元钢铁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市长王中丙亲吻核准文件的新闻广为流传，成了当时极有争议的事件。
为了降低4万亿的负面效应，政府开始逐渐收紧银根。但前期巨量投资形成的产能，在此后相继形成，加剧了过剩。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刘振江分析，供给过剩主要从2006年开始。2006-2007年，中国每年增产6000多万吨钢，但由于当时国内外价差较高，出口量亦每年增加2000万-3000万吨。因此尽管过剩，企业效益却依然较好。
过去几年，尽管钢铁产量始终处于过剩状态，每年的需求却仍保持正增长，直到2013年达到7.65亿吨的峰值后，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如今，出口量亦已达到峰值，今年的出口量下滑已是大概率事件。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1年以来，全国削减粗钢产能7780万吨。但目前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仍然是粗钢。特种钢、高端钢材则需要大量进口。据了解，目前国内的高铁和汽车行业用钢仍然主要靠进口，高附加钢铁产品缺乏。
按照工信部将要发布的《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未来经过3年努力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
煤炭：“黄金10年”诱惑难挡过剩难免
2002年，中国原煤产量仅为15亿吨；但到了2011年时，就翻番达到了35亿吨；这10年被称作煤炭“黄金10年”。随着行业的景气度上升，利润总额从2001年的42亿元，跳升至2011年的历史高点4342亿元，增长近10倍。
“黄金10年”期间的繁华吸引了全社会资本疯狂进入煤炭行业，一些与煤炭毫不相干的行业都到煤炭行业淘金，形成了全民挖煤的局面；2003年、2004年、2005年前三季度，煤矿基建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0%、60.8%、76.8%。但从投资到形成产能需要数年时间，结果投产之时，市场已经过剩了。
截至2012年底，全国煤矿总产能约39.6亿吨，产能建设超前只有3亿吨左右；2015年底，全国煤矿总规模为57亿吨，而当年煤炭总消费为37.5亿吨，过剩将近20亿吨。
据神华集团副总经理李东介绍，目前煤炭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是20亿吨左右。如果加上进口煤的数量，这一差距还有增加的势头。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表示，“十一五”之后的7年间，全国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累计新增煤炭产能约20多亿吨。
另有统计说，自2006年以来，全国煤炭投资累计完成3.6万亿元，累计新增产能近30亿吨。其中，“十二五”期间累计投资2.35万亿元，年均投资近5000亿元。
随着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行业利润总额大幅下滑，2015年仅为441亿元，只相当于2004年和2005年的水平；销售净利率与利润总额走势相似，2010-2011年维持在14%的高盈利水平，随后大幅下滑，2015年仅为1.8%，跌幅为达87%，且不如2001年行情启动前的水平。
2015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4%。《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确立了我国到2020年的战略方针与目标：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