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近期政府增加投资举动频频。据报道，4月18日召开的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了一些能源战略与项目问题。会议释放的基本信息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国家将开工建设一批核电、特高压输电、太阳能发电基地、大的水电站等重大能源项目。
紧接着，4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个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
很显然，在这些项目上马的决策中，“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稳增长”意图是最为重要的考虑之一，“稳增长”俨然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的主题词。毕竟第一季度7.4%的经济增长率低于预期，产能过剩、房地产、地方债等方面的危机又若隐若现，而只有继续保持增长才能为维持经济稳定和防范危机争取时间。而在美欧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出口市场不振的当下，“稳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稳投资”，即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同时通过投资来间接地促进调结构等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一直以投资驱动为主，然而更多表现为以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不是以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变得日益刺眼。一是政府并不是产业发展潜力和增长前景的最好甄别者，尤其是受以GDP增长为目标的考核指标激励的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短期投入见效快的投资项目，从而造成大范围的重复建设，进而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以及长期资本回报率的降低，造成资本整体性的浪费性配置。二是政府投资往往造成国有垄断性行业的扩张，降低基础性、创新性产业的活力，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同时为权力寻租创造最好的土壤。三是公共投资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进一步加剧和经济转型进程的停滞。
正如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经济依然需要投资。然而，低效的政府投资可能不会起到驱动增长和增加就业的作用，同时可能进一步造成国有企业垄断的膨胀，从而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也就是说，不仅损害效率而且损害公平。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难以维系的，它带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等不充分显示在GDP数据中的民众福利损失，直接让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受到威胁。当前确实需要通过投资来稳增长，但需要走出过度依赖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的怪圈。
要改变投资依赖最主要的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而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更多放权给民间资本，这是为经济增长开辟新动力来源的关键。当务之急是根据政府的改革规划实行“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严格绑住政府的干预之手，让“法不禁止即可行”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前述的政府吸引社会资本加入公共项目的建设运营，是朝正确方向所走的步骤，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政策的长期性和实现制度化，给予民间资本稳定的预期。为此要创新公共投资方式，更多通过合资等方式，让其起到拨动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效果。经济自由是最好的创新催化剂，唯此才可期待科技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要提升政府的投资效率，除了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外，最根本的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公开、透明、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是，经济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为了稳增长而过度牺牲其他利益将会是本末倒置。如果把增长本身作为目标，过度追求“稳增长”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增长”，最终反而会损害长期的增长潜力。当然在讨论经济转型时没有必要陷入“投资——消费”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二者同样重要，不能偏废任何一方面。目前为了抵御经济的下行走势需要一定的“微刺激”政策，在一些领域追加政府投资，但最好是让这些投资尽量产生更大的正外部性，保证其与结构性改革、提高效率和改善民生之间是正向的相互促进关系。
我们需要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可否认，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更需要有效投资、高效投资。为此就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这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而是让政府集中在制度环境、公共品提供等方面。所有成功的现代经济体都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复合体，二者相辅相成。经济下行的风险迫使我们突破路径依赖，改变一些过去30多年里被推崇为“成功经验”的模式，或许也不是坏事。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