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以来，关于中国投资欧洲的讨论充斥着类似于欧洲企业亟需资金、适合“抄底”之类的话语。但长期游走于中欧两地促成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私募基金A Capital董事长兼执行合伙人龙博望（André Loesekrug-Pietri）看来，这是一个误区。
投资遇到财务困难的企业，固然可以低价成交，但后续要把企业转亏为盈，对中国投资者的管理能力是巨大的挑战。与其寻找“抄底”机会，不如放眼那些“不缺钱”的优质公司。打动这些并不打算出售的优质公司的，不是中国投资者的现金，而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当有中国投资者说“我们能够帮你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一下子，房间里的所有人就都在认真听。”
A Capital今年4月发布的“龙指数”（Dragon Index）显示，2012年中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额达1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1%。欧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占中国全球并购总额的三分之一。对欧投资出现的一个新特点是以少数股权投资为主。龙博望认为这说明了中国投资者正愈发老练。
要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的成功率，龙博望建议，应该创造条件让企业高管多与投资目的地利益相关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建立信任。为了减小风险，可以考虑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共同投资。
财新记者：过去一年来中国对欧投资有何新趋势？
龙博望：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大部分的投资采取的是少数股权的方式，而非多数控股。去年中国对欧投资中，按投资额计有58%是少数股权投资。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投资者正越发老练，另一方面也说明收购的难度在加大。比如中海油在加拿大收购尼克森（Nexen）公司，即使中海油付出了65%的溢价——这么高的溢价，从财务角度你可能会问这样做是不是有意义——但即便如此，交易还是遭遇了严密的审查和困难。所以现在中国投资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控股收购往往会受到多方审查，所以也许从少数股权，比如20%、30%的股权开始，一步步来，会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领域的投资。
最近三峡集团入股葡萄牙电力，这笔交易没什么人谈，交易额并不是很大。但如果是控股收购的话肯定会引起很多讨论，因为电力企业社会影响巨大。但是三峡集团只购买25%的股权，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首先他们是大股东，有影响力——并不一定要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影响力；而且葡萄牙电力在许多葡萄牙语国家，比如巴西、非洲，有许多项目，可以说是一个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跳板。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坚持要绝对控股，我认为是难免要失败的。有两个风险。一是如果你一定要绝对控股的话，人家可能就不愿意卖给你。因为同样是投资者，人家可能愿意选择欧洲投资者，换成在中国也是一样。人们总是会担心有文化的差异，希望求稳。
第二是管理经验。这不是批评，但事实是中国企业跨国管理的经验还很有限，刚起步。中国国内本身就很少有兼并收购，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有机的， 随市场成长而成长，还没有很多并购发生，虽然现在开始有一些产能过剩。
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个案例是否成功还没有定论。虽然李书福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之一，但对他来说管理在瑞典的3000名员工也不是件易事。吉利本来可能应该聚焦于在中国扩大沃尔沃的市场，却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把欧洲的工厂扭亏为盈。吉利如选择和一家瑞典投资公司，也许会更顺利一些。三一重工在德国收购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也是这样，现在他们成了老板了，就要来管理那些德国工程师。要知道即便是德国人管理他们也不容易，所以你要从长沙这么大老远来管理，会很复杂。
虽然在收购前中国企业和这些收购标的之间已经有了相互的了解，三一和普茨迈斯特之间，潍柴动力和凯奥（Kion）之间，都熟识已久，这当然有帮助。但是，作为合作伙伴和作为管理者之间还是有区别。
财新记者：2012年对欧盟投资中，按投资额计，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但对美国的投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额基本上持平。为什么有这种区别？
龙博望：首先，中国投资欧洲的平均投资额比美国大得多。我的推测是，现在中国国有企业要投资美国难度很大，因为监管的障碍。比如美国有“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但欧洲就没有这样的机构。所以投资美国可能会被否决，很多企业甚至连试也不试了。我想在国有企业眼中，欧洲更加开放，比如中投投资了英国的泰晤士税务、希斯罗机场，三峡集团投资葡萄牙电力，潍柴动力投资德国和意大利。
第二是，据我所知，大部分民营企业如果有海归的话，很多都是从美国回去的。这种联系或许使得投资美国更容易。
第三，欧盟这个市场是比较复杂的，27个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监管。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小的企业，没有那么多海外经验的话，美国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市场。
财新记者：国有企业高管是否在出国考察投资机会方面没有民营企业灵活？
龙博望：国企现在面临整合的压力。十二五计划要求把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数量从120家减少30到50家，结果就是，各企业都有做大的压力，因为只有做大才能战胜竞争对手得以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投资时总希望得到控股权，因为只有这样资产基数才能扩大。这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国企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控股权。而有的时候，一些最好的技术企业，并不打算整体出售，但可能会接受少数股权入股。
第二是，200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一条管理规定，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但很有意思。原来的情况是“22条军规”式的——只有在交易达成的时候才可以购汇。但很多时候交易做不成是因为你没有做足够的研究和尽职调查，而做尽职调查你就需要聘请顾问、专家等等。2009年的新规则允许在交易达成前先按预计交易额15%以内的购汇，用于交易前的费用。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但我想还可以做的更多，让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能够更容易去做一些解释性的谈话。我认为这跟政治无关，欧洲今天还没有什么监管机构是来对这类投资设限的，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的知名度还很小。所以中国企业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们需要有更多的公众亮相，当人们知道你这个人，知道你的策略，跟你见过面，比起你只是通过银行、顾问来发起交易，当然会更信任你。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有哪些误区？
龙博望：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时，往往以为是钱的问题。但事实是，欧洲不缺钱，大量投资者在等着投资。如果一家公司的资产很优质，会有十家私募基金排队想要投资，很多企业有大量的现金寻找投资机会。所以你只是带着钱来的话，买不到很好的资产。
真正独特的战略角度是中国市场，这是欧洲的基金没有办法做到的。如果你说我能帮你们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一下子就会有很多人注意听你说话。
比如现在我们在帮一家中国企业投资一家欧洲的环境企业。这家欧洲企业很抢手，有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的投资者都想投资，但中国投资者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能帮这家欧洲企业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我们首先收集所有的信息，最后我会来欧洲。”我说：“不，你应该一开始就过来，让对方认识你，能跟你有面对面的接触。”如果你是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你要投资另一家公司，大家都认识你，CEO不用亲自出马。或者是巴菲特，如果他要投资，大家都非常高兴，感到有面子。但一家中国公司，在别人都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很难立即取得信任。
今天，很多中国企业的知名度还比较小。即使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在欧洲也没有人认识。前几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第一次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当你发起一桩收购，利益相关方有很多。包括公众、政府官员、媒体、股东、管理层、职工，他们都有发言权。虽然不一定有决策权，但仍然有影响力。发起收购的时候，需要取得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当然一些利益相关方会更有影响力一些，比如股东。但有时候如果媒体跟你唱反调，事情会比较困难。
我们仍然看到很少中国企业出来解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战略是什么，他们投资后会做些什么。我想联想的柳传志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现在的新首席执行官（杨元庆）也是。因为他个人非常深度参与，他跟媒体谈很多，他跟工会有很多交流，他亲自出面，我想这是他被视为一个非常积极的投资者的关键因素。
25年前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他们都需要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了解当地的市场和文化。所以今天当我看到中国企业独自到欧洲投资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令人担忧的。要降低风险就应该与一个当地的投资者合作。所以我不敢说对李书福先生有什么建议，但我会选择跟一个瑞典投资者合作投资；如果我是中海油的高管的话，我也会选择跟一个加拿大投资者合作投资尼克森。因为这些本地投资者知道风险在哪里。
财新记者：你所在基金的模式是帮助中国企业投资欧洲企业，从而实现后者在中国市场的成长。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感觉有哪些障碍？
龙博望：进入中国市场，传统的合资模式可能不是很行得通了。我们建议的一个模式是，中国企业不是投资于欧洲企业的子公司，而是投资于母公司。这样双方就都在同一条船上了。投资于母公司，就会有一个集团的视野。不会让母公司认为中国企业投资的子公司发展过好会对其形成竞争，从而形成利益的一致性。
知识产权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些西方企业担心如果对中国进行技术转移会培育竞争者。问题是如何确保所有相关方的利益一致。如果按照传统模式，中国欧洲两家企业设立一家合资企业，技术转移只用于合资企业的层面，那么欧洲母公司可能会有疑虑，因为不见得会惠及整个集团。但如果中国企业是投资于欧洲母公司，那么中国投资者也会同样不希望看到技术的无序转移，会作为一个共同所有者来确保整个集团的利益。
记者点评：从奢侈品到食品，从汽车制造到环保技术，欧洲企业对中国投资者不乏吸引力。虽然经济危机下欧洲各国政府求资若渴，但具体收购能否成功还要考验中国投资者的战略眼光、资本运作和跨文化管理能力。或许，如龙博望所说，中国投资者首先应该恶补的一课，就是如何与公众交流，破除中国投资者形象的神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