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下半年煤价走高以来,煤电行业即开始频频“上书”——先是宁夏7家火电企业全面亏损，请求自治区经信委协调,尽快降低煤价;再是四大发电央企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恳请发改委尽快采取措施对煤价进行调控，让煤价整体回归绿色区间。煤电顶牛，煤价过高是直接因素，但煤电企业自身的盲目扩张也是不争事实，这也不免让人觉得煤电企业是“必有可恨之处”的“可怜之人”。
不过，此次四川煤电企业叫苦的“点”有些与众不同，煤价甚至没有成为这次争议的主要矛盾：四川火电利用小时数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云南和西藏，燃料成本就算能有所改善，也远远无法平衡大量设备闲置带来的成本压力。
与全国整体情况相反，四川水电装机远高于煤电。近年来,四川水电装机快速增长而煤电装机几无变化，加上外送通道建设滞后，导致部分水电“外送转内销”，进一步挤压了火电市场空间;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四川火电的困难局面。
从战略上看，四川省能源规划也存在不少问题——电力生产规模超额完成，消费规模却远低于预期。这一高一低之间的差额，不少都让火电“背锅”了。优先消纳超额投产的清洁水电之后，夹缝求生的四川煤电却被强按着吃了“哑巴亏”。如此看来,四川煤电不可恨,是真可怜。
肩负保供重任却无充分回报、为别人出的问题买单却得不到合理补偿，债台高筑、资金链断裂的四川煤电企业确实有权去讨个说法。“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需要主管部门积极作为，制定合理政策来缓解“水火不容”、火电亏损的矛盾。
事实上，此前四川已有尝试。2015年12月、2016年9月和2017年11月，四川发改委先后三次对公用燃煤机组欠发电量电价补贴做了公示，要求根据上年水电超发电量收益清算，分别为燃煤机组补贴约2亿元、4.99亿元和1.89亿元。这个数目对于深陷困局的四川煤电可谓“杯水车薪”，但更让企业担心的是，如果今年连这个依托“试行”措施的补偿都无法到位的话，企业面临的形势可能会变成“釜底抽薪”，这或许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上年度的损失要等上将近一年才能得到补偿，这本就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所以,主管部门更应尽快将补偿措施固化，先给企业吃上一颗“定心丸”。
通过“非常规”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要从根本问题入手。四川的电源结构特殊，但反映出的问题却是整个行业的通病：产业政策稳定性较低，电源开发与电量消纳规划脱节，电量外送与本地消纳论证不足，缺乏区域内协调统筹……兼具科学性、系统性的规划与制度设计，是解决水火矛盾、风火矛盾、煤电矛盾等绕不过去的一项重要工作。
能源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但毋庸置疑的是，煤电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无可替代的。不仅是四川,即便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果煤电企业的困境得不到妥善解决，能源清洁转型的路也不会好走。面对四川打造“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的坚定目标，面对企业建立长效补偿机制的迫切诉求，如何让承担兜底、调峰重任的火电企业获得科学、合理的回报，是摆在当地主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相信，四川火电发展问题的解决，不仅利于当地清洁能源的发展，也将为全国火电发展树立新标杆、赋予“示范省”更高“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