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拉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处于下降螺旋。公开的说，这一趋势在2013年得到了推动，当时安卡拉在被称为Gezi Park抗议活动的环保示威者中受到压制。在外交上，土耳其与欧盟的困难关系在2013年之前超过十年。从土耳其入盟过程开始，违反承诺和章节的继续冻结创造了一套扭曲的激励机制，继续影响任何建立信任，和解和改善关系的企图。一个典型的例子仍然是2007年法国冻结加入章节，2009年通过欧洲理事会阻止塞浦路斯的章节 - 这两者都为未来的关系奠定了基调。除了扭曲加入成果的可信度并由此逐渐使加入的体制机制无效之外，它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民粹主义激励机制，在欧盟界被普遍称为“替罪羊”。
这个熟悉的概念围绕领导人在主要峰会之后或期间将对欧盟机构的指责转移，以获得选民支持或在其国家选区中的普及。随着欧洲舆论的玷污，以及土耳其人对欧洲愿望的信心减弱，选举政治的恶性循环让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和土耳其政府也开始利用这种策略成为时间早晚的问题。今天，欧盟 - 土耳其关系面临着近代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情况。结束加入过程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多边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制度和结构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协调和努力来建立，而不是简单的把它们撕毁的过程，土耳其加入过程继续扭曲激励机制，这导致与欧盟的冲突关系。尽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来取代日益无效的加入过程，但恢复正常关系的每一次尝试都被政治化了。关税同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或补充)选择，但可能会面临持续的阻碍，除非安卡拉开放更多与欧洲的认真合作。即将举行的选举和土耳其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条道路。其他领域，例如签证自由化和移民，同样面临着政治操纵，这突出表明难以找到改善关系的新开口。
这使得在伊拉克等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进行合作的选择成为通过地区关系和能源关系提高信任的最后一项措施。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KRG)很可能欢迎欧盟和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参与，因为欧洲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中的信誉依然很高。今天，欧盟是伊拉克在美国之前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贸易，人口稳定和重建努力是去激进化，能源多样化和区域稳定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国内和经济角度来看，这可能符合安卡拉的利益。与KRG签署的2016年和2019年未来能源和地区开发合同中，一大批重要的土耳其企业仍然投入巨资。
随着关系缓和，土耳其政府可以节省其KRG投资，同时将其自身转向更有利可图的能源和贸易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可用于欧盟 - 土耳其合作的结构范围从双边倡议到根据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和欧盟委员会授权的贸易协定。还可以通过加强民间社会参与，第二轨道外交，对话项目，培训和共享私营部门能源投资来协助这种努力。如果成功协调，有可能再次让球滚动。这可以增加信任，并通过欧盟 - 土耳其获得政府主要关注高级别对话会议，领导人峰会和私营部门参与。为了打破扭曲的激励机制的反生产循环，双方需要更多地参与和探索外国，能源和经济合作的新领域。
Samuel Doveri Vesterbye是欧洲邻里委员会(ENC)的常务董事。这是最初发表在土耳其政策季刊(TPQ)2018年春季刊上的文章的删节版本。
